文/张良皋
不到唐崖土司城，不容易设想中华民族之缔造曾是何等艰辛。唐崖位于湖北省咸丰县尖山乡唐崖河畔，是土家族的中心地带；而土家地域，除西南一隅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接壤之外，其余周边都是汉族。就这样一座孤岛，汉代属于“巴人”之地，唐、宋是“羁糜州”，元、明、清是土司领地，直到清雍正十二年才“改土归流”，纳入华夏“正统”。直到民国时期，土司制度在某些地方还有残存，红军长征中就跟一些西南土司打过交道。
土司品级，“宣慰为上，宣抚次之，长官又次之”。唐崖司在这些品级上几经升降，最后以“唐崖长官司”终场。不论品级如何，唐崖司实际是保持半独立状态，对朝廷承担一定义务，得到朝廷加封，就成了一方“土皇帝”，连土司城也历来被民间尊称为“土司皇城”。唐崖土司在这一方称王称霸，相继十八代，历时460余年，比东西两汉朝加起来还长。
土王墓（俗称皇坟）在土司城后山坡，有隆起约4米左右的圆形土墩，墓室即在其中。墓分前中后三部分，前呈等腰梯形的小坝，全石铺成，两侧浮雕花墙；中为墓厅走廊，厅前壁还有8扇石门；后为灵寝，并排四间，均有棺床，亦有8扇石门，整座墓全石仿木结构，檐柱楼斗拱，各种几何图案、花卉、鸟兽浮雕近60幅，属咸丰地区土王墓之冠。在土王墓周围有类似构造墓数座，传说埋葬土王时用了四十八口同样的棺材，同一规模和同一葬祭仪式，在同一期间出殡，混淆真伪，以防盗墓。土王墓后的覃夫人田氏之墓也保存完好，墓前立有石碑，碑上有桌几花纹图案，墓之建筑构架、民族特点、工艺水平都充分反映了土家人的勤劳和智慧。
石牌坊是全石仿木结构，亭阁式斗拱建筑，飞檐翘角。明朝天启年间，土王覃鼎奉调出征，功勋卓著。朝廷赐建的功德牌坊，正面书“荆南雄镇”，背面书“楚蜀屏翰”，正反面还有“土王巡游”、“渔樵耕读”、“云吞雨雾”、“哪吒闹海”、“槐荫送子”等浮雕图案。大门上两角有象鼻对峙，两侧基石柱各有撑鼓，石柱两侧配有石狮，典雅庄重，古朴壮观，至今保存完好。有关专家认为，在整个武陵土家地区所存石牌坊中，此牌坊堪称第一，置于全国所有明代石坊中，也毫不逊色。
河畔高台上的罩马亭是司城遗址中的精华。这里原是桓侯庙（张飞庙），桓侯庙多次遭受劫难，殿毁庙坍，只有这一对石人石马保存完好，1979年湖北省政府专门拔款修了这个罩马亭予以保护。
石人石马是雕刻大师陈大仙用巨石凿成的，栩栩如生，展示着土家族人较高的雕刻艺术造诣。明朝万历辛亥岁，印官田氏夫人和钦依峒主覃杰，为纪念覃鼎出征功绩，在张王庙（即桓侯庙）内建造两石马，左右并立。有诗赞：“石人石马在浪舟，大仙留下几千秋，青草齐眉难开口，黄尘满面起兜鍪。狂风呼呼无毛动，细雨霏霏似汗流，牧童有绳牵不走，狂鞭怒打不回头。”
土司城的面积甚至比明清紫禁城还大。明清紫禁城南北长约960米，东西阔约760米，算下来不超过73公顷。唐崖土司城纵横都有1公里，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100公顷，即1500亩）。土司城尽管不到明清北京都城的1／40，但就“个人享受”而言，土皇帝并不亚于北京的大皇帝。
唐崖土司城濒临唐崖河，此河下游汇入乌江。由土家先民建立的巴子国有一路是沿唐崖河“倒流三千八百里”而下向川东发展的，所以后世唐崖土司与川东的关系颇为密切。我们甚至在峨眉、青城都能在建筑上看见唐崖土司城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唐崖土司城的选址十分高明。东面是唐崖河，西面倚玄武山，南北两面都有溪沟，天然形成一整片向东倾斜的缓坡；四周有充沛的水源，排污也不成问题。城墙沿山脊和河沟的内岸砌置，可谓深沟高垒，翻过玄武山。便可见相当辽阔的良田平坝，使人相信这片“附郭”农耕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土司城，即使遭到围困，也可长期固守。唐崖河东岸“崖岸高峻”，当年自必首先考虑城防，但观瞻上也令人感到雄秀两兼，心驰神往。近年注意保护，四周林木逐渐葱郁，正在恢复往昔“王城”气象。
占居缓坡，本是鄂西人民聚落的传统规矩，唐崖土司城不过放大了规模。缓坡不占良田，便于引泉排水，而且有利防洪。现在唐崖河下游建了朝阳观水库，回水上溢，超过土司城地界，但水位远在城区之下。可以想见，当年即使山洪瀑发，也无损唐崖土司城分毫。
土司城选取了大方向朝东，恐非偶然，值得深考。全世界的许多民族都有“崇东”的原始信仰，中国到两汉六朝还以“东向坐”为尊位，最近报导的西汉景帝阳陵方位坐西向东，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很可能在元代建城之始，土家族还保持着这样的旧习，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唐崖土司城的遗存本来十分丰富，但也与全国其它地区的生态同命运，“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为唐崖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到处开田整地，把许多遗迹来了个“扫穴犁庭”。但，巍峨耸立的土司衙门牌坊，形态生动的张飞庙前石人石马，精雕细刻、透着神秘的土司陵和田氏夫人墓，仍然是唐崖的骄傲。湖北境内，除武当山的“治世玄岳”牌坊外，再无一座能超越唐崖的“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坊。土司陵更可能是全国的唯一。“三街”石板依然完整，“十八巷”也历历可数。城墙多有遗迹可寻，贾家沟一带墙垣更为清晰。其余城内建置，本地父老都可—一指出其位置。主要建筑都讲究风水、轴线、对景，不难精确定位。在原址作出一些标志，没有什么困难；这能让游人易于想象，发思古之幽情。甚至把一部分作出考古复建，也并非绝无可能。近年为了弘扬土家文化，开展旅游事业，有振兴唐崖之议。这当然须 得从长计较，讨论其可行性，详加规划。有人主张将各地有价值而又难于保护的土家吊脚楼迁到唐崖，形成土家民俗村，这是值得郑重考虑的建议。
中国土司制度，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分布广泛，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唐崖土司便是这巨大存在最为鲜活的例证“之一”。按照《清史稿》的总结，外藩二国，内地七省，都曾遍布土司。雍正十二年夏四月，湖广容美土司（中心在今鹤峰县），首先“改土归流”。紧接其后，五月，“施南宣抚司改设流官”，唐崖属施南，唐崖土司的“气数”到此终结。六月，“湖广忠冈等十五土司改设流官”，整个湖广（湖南湖北）的土司制度被彻底“廓清”（以上引文并见《清史稿·九·世宗纪》）。清政府之所以先对容美、施南迅猛下手，实在因为这一地带深人内地，久为清朝的心腹之患。各土司都曾为“前明”出兵效命，唐崖土司城的牌坊就是明廷对唐崖战功的褒赏。入清之后，大量“不逞之徒”，包括前明遗老，拥入土司领域避难，伺机“蠢动”。李自成余部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打了二十几年游击。吴三桂造反之日，势力也到达湖广诸土司；近年出土的一方“唐崖长官司印”，竟是吴三桂“伪周”所颁。这一切不能不令清廷寝食不安。
《清史稿·七·职官志》对土司制作了颇具学术价值的总结：
陇沿旧制，湘楚廓清；滇蜀改流十之三四，黔桂长官州县，以今况往，弱半仅存；详稽志乘，尚百数十。
说的是，遍布内地七省的土司制，甘肃不曾触动，湖北湖南则全部清除；云南四川十之三四改设流官，贵州广西还留下一小半。清朝退位了，竟还有一百数十处土司并未“亡”，给“民国”留下了“统一”的任务，到解放后才算全部完成。
区区一个土司制度，竟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长期地、大范围地与流官制并行，自然形成“一国两制”，这是值得注意的政治现象，更是值得思索的文化现象。《清史稿》所列土司分布的七省，恰恰是广义的巴域或曰“泛巴”。土司制度正可认为是“泛巴文化”表现之一端。游人到了唐崖，自必惊叹其山川之壮丽，文物之丰赡，民风土俗之缤纷多彩，或许更将透过浅表，陷人沉思，引发对我们民族的怀古之情，潜入历史的深层去探索隐秘。
摘自《中国国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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