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咸丰新闻网：http://www.xfxw.com.cn/news/201588/n909537647.html
撰文/刘勋 杨雪 何继明 摄影/陈旭 杨力 何继明 审阅/陈飞
导语
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
“如果说北京紫禁城是大故宫，那么唐崖土司城就是小故宫。”
湖北省咸丰县的唐崖土司城，
是一座城市形态和功能格局保存最为完整的土司城址。
是一座见证土司制度兴衰史和土家族断代史的博物馆。
搭台、唱戏、谢幕。
一出土司的大戏在城中从元朝一直演到清朝，唱了380多年。
兴起、繁华、落寞。
一座古城穿越600年历史风云，铭刻下一个王朝的传奇史诗。
总平面图
土司城的石台阶和牌坊
王城归来，考古复活深山“小故宫”
2015年7月，唐崖河依然在武陵山中蜿蜒流淌，而土司城却已华丽转身，换了“头衔”。
经过5年的考古发掘、文物整理、遗址修复、评估验收，湖北省咸丰县的唐崖土司城终于从一颗蒙尘已久的“顽石”变成了“皇冠上最耀眼的宝石”–与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一起，成功晋升为世界文化遗产。
凡事皆有因果。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皇冠上最耀眼的宝石”，隐藏于鄂西山中的唐崖土司城能获此殊荣，自然有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和独特的魅力。要读懂这座古城的前世今生，了解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也许我们需要通过考古发掘，穿越时空，重回历史现场，才能找到因，寻到果，还原“真实的历史”。
搭台、唱戏、落幕，在湖北鄂西的深山中，一出土司的大戏从元朝一直演到清朝，竟然唱了380多年。18位土司依次粉墨登场，他们征战四方，赢取功名，选址规划，营建城池，最终建成了一座被民间称为“皇城”的治所–唐崖土司城。
沿着古道，一步步走进土司城，脚下的青石阶像王朝的书页被一一翻开。据史料记载，唐崖土司城始建于元朝末年，鼎盛于明天启年间，废于清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鼎盛时期，城中有3街18巷36院；设有帅府、官言堂、存钱库、牢房、书院、左右营房、万兽园；建有8大寺院36箍井，占地约80公顷。由此可见，“土皇帝”的个人享受，一点儿也不亚于北京的大皇帝。
土司城中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咸丰的民间史料曾有生动的记载：“城内民丁，日常熙攘，担箕负筐，背负抬木，南来北往，大小商贾忙于作坊店馆。每逢节日盛会，婚嫁丧葬，更有鼓乐笙歌随风传响。若土司奉命出征、行刑大辟、礼典祭祀，长角短号鸣锣开道尤为热闹。土司庭院，四时花卉争艳；万兽园内，禽兽嬉戏鸣叫。”–在土司统治的“小王国”里，不仅有独特的风俗和信仰，还有“天高皇帝远”的逍遥自在。
没有城池是永恒的，不是被战争摧毁，就是被黄土掩埋，抑或被光阴蚀平。唐崖土司城在清朝“改土归流”的大潮中，也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历史尽头。期间几经战火涂炭，岁月洗礼，曾经辉煌一时的城池渐渐沦为废墟，长埋于地下。从此，有关这座古城的铁血荣誉和土司王朝的历史荣光只停留在县志、族谱的记载和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中。
2011年9月，叮叮当当的考古锤，敲醒了沉睡数百年的土司城。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恩施州博物馆、咸丰县文物局共同组成的考古队进驻土司城，开启了“复活”古城的工作。“考古的魅力就是对未知的探索，我们是一群寻宝的人，天天生活在美好的期待中。”唐崖土司城考古的执行领队刘辉说。
考古人的手仿佛变魔术一般，把地底的“宫殿”一点点唤醒。首先露出地面的是土司办公的衙署区，这是整个城中最核心的建筑。刘辉在考古报告中写道：“衙署区坐西朝东、中轴对称、前朝后寝的官式建筑格局，真实体现了土司拥有中央授权的统治身份的象征，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树立国家认同的标志。”
2012年3月，故宫博物院原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到唐崖土司城实地考察时称赞到：“如果说北京紫禁城是大故宫，那么唐崖土司城就是小故宫！”
2013年3月，湖北省文物局的遗产专家陈飞到咸丰县挂职副县长，负责指导土司城的文物保护和申遗工作。从此，这个历史文物专家也开始了在土司城的“寻宝”生活。“我们在山林里找到了多块被挪用遗弃的墓碑，通过土司陵墓的风水池（大印堂）的布局，找到了另外一处陵墓区（小印堂）；通过考证碑文，印证和纠正了一些史料的记载。”陈飞说，“历史需要实物佐证，文物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存在。”
2013年9月，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王炎松教授带领的团队，通过对考古发掘成果的论证，对土司城格局的分析，对明代官式建筑的参考，综合史料记载和理性推断，设计完成了唐崖土司城的三维复原图–当气势恢宏的土司王城通过现代科技“复活”于眼前，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极其充满魔幻色彩的事情。
“史料记载土司城有36院，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已经找到了31个院落。”咸丰县文物局局长何继明对土司城甚为熟悉，从文物普查、考古发掘、筹建博物馆、申请世界遗产，他都全程参与了。何继明说：“通过考古和申遗，破解了土司城的很多谜团，也纠正了以前很多以讹传讹的说法。”
土司城的考古发掘已经完成，专家们给出的评语是：唐崖土司城是西南地区单体规模最大，地面遗存类型最丰富、数量最多，城市形态和功能格局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土司治所遗址。它既是一部土司制度的兴衰史，又是一部土家族的断代史，还是一座建筑雕刻艺术的宝库。对研究土家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可谓是一座“土家族露天博物馆”。
从土家族的历史看，有史可考的两千多年，其中元、明、清三代600余年土司王权最为辉煌。而唐崖土司用381年的“城记”为这段历史贡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古城“复活”了，当年这座城为何而建？它的主人覃氏土司又有哪些故事呢？
衙署区遗址航拍全景图
“一国两制”，流水的王朝铁打的土司
夏日的清晨，在清脆婉转的鸟鸣声中，唐崖土司城也和山里的农人一样“苏醒”了。
吊脚楼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油茶汤的香味在晨风中弥漫；有土家妇女背着背篓，走过挂满露珠的“皇城”街道去田间采茶；有土家汉子张开渔网，在晨雾氤氲的唐崖河上捕鱼……这一切如同回到陶渊明笔下的“武陵桃源”生活一般。
何为“武陵”？“止戈为武”；“高平为陵”。《左传》和《诗经》里的这两句短语注解了“武陵”–这也是土家族历史的写照：在武陵山中的河谷间迁徙、征战、融合，经历了“巴人-五溪蛮-毕兹卡（本地人）-土家族”的发展历程，与之相对应的就有了“巴国-郡县制-羁縻制-土司制”的行政建置。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个王朝退出武陵地区，另一个王朝又汹涌而来。从秦代至两宋，这块土地上大抵上演着相似的故事：历代中央王朝对武陵地区皆是利用羁縻政策–略微管束，施以笼络。给顺者封以爵位，对逆者血腥征剿。王朝封授给少数民族首领一个职官称号后，不问内政，首领世领其地，世管其民。
元灭宋以后，大元帝国推出了一项新制度–在汉、唐、宋各朝羁縻统治基础上，实行一种招抚、任用各地方少数民族首领的“土司制度”。与前代土官相比，土司被中央王朝看得更紧，他们由朝廷任命，同时还要向朝廷承担朝贡、赋税、征战等义务。此一举，使中央和边疆的关系变得空前紧密。
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将管理土司的策略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史称“永乐定制”–对土司授职、职衔、领地、属民、隶属、承袭、信物、升迁、惩罚、进贡、纳赋、用兵、文教等作了严格的制度规定，形成了完善的制度体系。其中规定了土司的职衔有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等不同级别。
事实上，土司所管辖的实质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王国”。他们“打开门为诸侯，关起门来为天子”，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称得上是“一国两制”。因为土司既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又是本地的最高军事首领，故民间将土司称为“土司王”；土司允许世袭，中央王朝改朝换代，但土司依然代代相传，可谓是“流水的王朝，铁打的土司”。
唐崖覃氏土司正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中闪亮登场了。据史料记载，覃氏土司在武陵山区的活动由来已久，宋时（12世纪）鄂西覃氏势力已然显赫。
按照2014年出版的《中华覃氏志·湖北卷》的记载：覃氏始祖覃汝先在南宋时即定居施州柳州城（今恩施椅子山），其子覃伯坚开创了家族统领一方的功绩：宋庆元三年（1197年），覃伯坚因征“蜀吴曦乱”有功，受封于行军总管，镇守施州。这个行军总管就是唐宋实施的“羁縻府州”制度的一个官衔–以少数民族首领统之，授予都督、刺史等官职，允许世袭，并以军民兼管的都督府、总管府统领。
覃伯坚之子覃普诸世袭行军总管，后因功加授“镇国大元帅”，任施州镇边万户总管府总管。覃普诸有三子：大儿子覃尔毛世袭镇国大元帅，执掌施南宣慰司；二儿子覃散毛执掌散毛宣抚司；三儿子覃化毛执掌唐崖长官司。元明清三代，覃氏家族拥有鄂西七个土司、湘西两个土司，成为武陵山一带的强宗大姓。
关于唐崖覃氏始祖的故事，《覃氏族谱》记载道：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覃化毛奉长兄镇国大元帅覃尔毛之命，领兵三千攻打蛮酋马化龙，取得唐崖五峒地，置军民千户所。覃化毛治理唐崖时实施仁政，使土民得以安居乐业，感其恩德，称化毛为“启处送”（土家语，意为上天赐予的仁主），覃化毛为唐崖始祖。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对于覃氏家族而言，是一个值得在族谱上大书一笔的历史。因为这一年朝廷正式下令设立唐崖长官司（六品），这意味着行政级别得到大大提升，土王也晋升为有“品级”的朝廷官员了。一个土司王朝的传奇历史就此开始书写–世袭土司18代，雄霸一方381年。
历史风云变幻，唐崖土司家族的命运也跌宕起伏。元末时局动荡，朝廷无力控制，唐崖土司乘机发展；明朝建立后，对唐崖土司“以原官授之”；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因参加湘鄂西土司叛乱，遭废置；明永乐四年（1406年）复置，势力逐渐恢复。其后200余年间，唐崖土司稳步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日臻成熟。随着历代土司的“军功”或“叛服”，职位屡有升降。
从秦汉的郡县制，到唐宋的羁縻制，再到元明清的土司制，都秉承了中国“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传统理念，谋求利益平衡及共同发展，实现文化多样性传承的民族生存与社会管理智慧。陈飞说：“这一管理智慧可为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提供借鉴”。土司城能申遗，所承载的土司制度是其重要的价值所在，而遗留下来的土司城遗址，则是中央在大一统基础上“因俗而治”的光荣证据。
明代“金凤献瑞”石刻
石人石马 由东北向西南，杨力摄
刀光剑影，征战四方赢取王朝功名
唐崖土司多次被朝廷征调参与各种军事行动，因其战功卓著，故有“明季唐崖最倔强”之誉。
历代中央朝廷规定，土司有服从朝廷调遣、率兵出征的义务。各土司也乐意接受朝廷征调，以期用战功邀赏。唐崖土司是鄂西历史上以军事武功著称的土司之一，其土兵训练有数、能征善战，所谓“凡战必捷，人莫敢撄”，在整个西南地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有史料确切记载的征战就有15次之多。
《明史·职官志》中说，土司的军事职责体现在两个方面：“辑诸蛮”–对内，镇压本地区域或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及农民起义；“供征调”–对外，响应中央王朝的征调，配合官兵抵抗外敌侵略。唐崖土司也正是在这两项军事征调的刀光剑影中，赢取了一枚枚“军功章”，甚至赢取了一座城池。
唐崖土司得以设立的原因就是元时一世祖覃启处送“因边夷南蛮屡叛，奉旨征剿，招安蛮民镇守司地”，得授长官使之职；明洪武四年（1371年），二世祖覃值什用随左将军廖永忠入蜀征讨明玉珍；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九世祖覃万金又奉调征讨麻阳苗变，因功受赏……
唐崖土司还参与中央政府组织的讨伐、镇压地方割据势力或土司反叛等军事活动。明隆庆四年（1570年），咸丰境内的另一土司–金峒土司覃壁叛乱，唐崖土司覃柱奉调征讨，“斩功九十三颗，报奏加功候赏。”为了纪念覃柱的功绩，彰显唐崖土司的实力和权威，覃氏家族于万历辛亥岁（1611年），在土司城的东门外雕刻了两座石人石马，“镇守”至今–考古学家根据张王庙中石刻文字的推论认为，这有可能是唐崖土司征战留下的一枚“军功章”。
明朝中后期朝廷日益腐败，各种社会矛盾都相继激化。万历二十七年（1600年），贵州播州（今遵义）宣慰使杨应龙拥众十万反叛朝廷攻打重庆，奉朝廷之命，西南各土司纷纷调兵前去参与平乱。领导此次征战的统帅李化龙在《平播全书》里的“叙功疏”中就提到了唐崖土司，并因其战功被赐《三宣慰八宣抚司鼎铭》–这是唐崖土司赢取的又一枚“军功章”。
天启年间，水西安邦彦、永宁奢崇明等土司相继叛乱。朝廷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岌岌可危，于是征调石柱、施州、容美等地西南大批土司部队平定叛乱。唐崖土司也参与了这一系列军事活动：天启元年（1621年），十二世土司覃鼎奉调征讨重庆，协助布政使朱燮元平定樊龙、樊虎的叛乱；次年，又奉调征讨水西安邦彦；天启三年（1623年），奉调征讨永宁奢崇明、奢崇辉，皆胜利而归。
“奢安叛乱”平定后，朝廷为表彰覃鼎战功，将其升为宣抚使，授予平西将军。明熹宗朱由校还颁布皇令两道：敕建平西将军帅府，兴建功德牌坊一座，并授书“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八个大字以示嘉奖。现在，这座“炫耀”军功的牌坊依旧耸立在王城遗址中央，成为唐崖土司最重要的一枚“军功章”。
著名古建筑专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良皋曾如此评价该牌坊：“湖北境内，除武当山的‘治世玄岳’牌坊外，再无一座能超越唐崖的‘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坊。在整个武陵地区所存石牌坊中，堪称第一。置于全国所存明代石坊中，也毫不逊色。”由此可见，唐崖土司在明代因战功赢取的地位和实力。
土司覃鼎的“军功章”里还有一枚是缴获的战利品：在土司城衙署区附近，曾经出土了一枚“永宁卫前千户所百户印”，这枚官印怎么会在唐崖土司城呢？显然，该印为永宁卫设立时明朝廷所颁，后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叛乱，这必定是覃鼎当年在攻克永宁府时缴获的战利品，是其卓越战功的重要见证。
“文物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都已经缄默的时候，只有它还在说话。唐崖土司城遗址是明代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物，石牌坊则是见证明朝‘奢安叛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石头史书’。”湖北省文物局的遗产专家陈飞说，这是土司城留下的建筑能列为“国保文物”，乃至世界文化遗产的普遍价值所在–“能为一种已经消失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张王庙里的石马雕凿精湛，栩栩如生，马身上的鞍、镫、缰、辔清晰可辨，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的一匹战马应该是怎样的装备；旁边的武士头戴兜鍪，身着盔甲，佩剑抱伞，再现了土司出行仪仗中的武士形象。”唐崖土司城遗址管理处主任白斌说，文物建筑被称之为“历史的见证”，其价值就在于它是历史上形成的，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特色的实物例证。
做一名忠诚的土司，是唐崖覃氏的生存智慧。因为朝廷与土司，彼此需要。对于朝廷无法直接管理的边疆地区，通过委任土司去管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正如《明史》里所说，通过对土司的管理，朝廷实现了对边疆地区“额以赋役，听我驱调”的目的，促进了国家的大一统。而积极为朝廷效命，贡献良马、大木，从征讨伐各地叛乱，一度深得朝廷的信赖。土司有了朝廷的封赏，在自己地盘上也就更有威望。忠诚的土司与慷慨的王朝，达成了双赢的“契约关系”。
出土于唐崖土司城址衙署区的明芭蕉团花纹缸形石雕
女儿寨出土六虎金镯
永宁卫前千户所百户印
唐崖土司城的东城门
王城气象，精心规划营建山城典范
唐崖土司城，是山居社会形态与皇权思想结合的佳作，是中国古代山地城市营建的典范。
自从覃鼎为朝廷解除了“奢安叛乱”的麻烦，明熹宗“投桃报李”，将唐崖土司升级为宣抚司（从四品），并同意建立治所“平西将军帅府”（土司城）后，覃氏土司便拿到了“建城许可证”，从此开始大兴土木，建宫殿，修庙宇，造书院，筑工事，固兵库……覃氏王朝由此达到了鼎盛，土司城也形成了现有格局。
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覃鼎背后的女人就是夫人田氏，土司城的辉煌与她的治理密不可分。《咸丰县志》记载：“明万历天启年间，土王覃鼎屡建战功，声威显赫；夫人田氏精明能干，治理有方，土司城修整一新。”覃鼎在外征战，田氏夫人和钦依峒主覃杰一起主持修建了大寺堂、张王庙、牌楼、街道等，使唐崖土司城的建筑规模达到鼎盛。
文能运筹帷幄，武能征战沙场。唐崖土司城里的主人并不是只会征战沙场的“武夫”，还是懂得运筹帷幄，精通中国传统哲学的“儒生”。他们的高超智慧体现在城池的选址、布局、施工、审美等诸多细节之中。
《吴越春秋》云：“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此城廓之始也。”可见中国最早城廓的建造主要是想达到“卫君”和“居人”这两项目的，而要能在城中长治久安，则需要构筑很好的防御体系–这是一座城池得以保全的先决条件。
在防御体系上，作为冷兵器时代一个具有军事功能性质的城市，唐崖土司城充分利用周边的山形水势，以东面的唐崖河，北面的碗场沟，南面的贾家沟为防御主体。同时配以城墙，构成一道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该城作为覃氏土司的治所，伴随其始终，而且其间没有被攻克的纪录，因此被誉为“荆南雄镇”。
唐崖土司城在选址过程中，不仅充分考虑了防御要求，而且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城市规划思想。在我国古代，城市大都坐北朝南，衙署等主要权力机关也都坐北朝南。然而，唐崖土司城在选址上，由于受地理位置的影响，整座城池和衙署只能坐西朝东，这对唐崖土司的精神需求而言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为此，设计者引入传统的“堪舆”思想，将城的“靠山”命名为象征北方的玄武山，将对面的山命名为象征南方的朱雀山，而左右两侧的山则分别命名为象征东方的青龙山和象征西方的白虎山。因此，在精神层面，唐崖土司城实际上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城市。“这种追求精神层面的城市坐向，在我国城市发展中是孤例，也是‘齐政修教’的生动体现。”
在城池构造上，按照中原建城体制，一般的城市“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但唐崖土司城的城墙与道路均随形就势，体现了“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自然至上理念，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尽管远离北京，蛰伏武陵山中，但土司城在建城的方式上却是“汉式”的。设计者大量吸收中原城市的特点，如将衙署区设置在城市的中心，整个城市的功能区以其为基础在周边布置，体现了“皇权中轴”和“筑城以卫君”的思想。
根据对衙署区考古发掘的论证，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王炎松教授制作了一幅《唐崖土司城衙署区遗址复原图》。王炎松说：“土司作为朝廷分封的土皇帝，办公地点的建筑样式应该是砖木结构的宫殿建筑，与同时代的汉式宫殿建筑差不多；土司家族生活起居的内宅，应为木结构吊脚楼。”
王炎松认为，唐崖土司城内的宫殿区，体现了汉族官式建筑的特点，又融入了土家族特有的建筑形制，是鄂西土司城遗址的典型代表；而整个土司城的营建格局和建筑技艺也是如此，是土家族手工者和汉人匠师共同完成的伟大杰作。
“唐崖土司城，在一般游客看来可能就是一座废弃的古城，没多少‘谈资’，但对一个历史考古的学者而言，它却是一个研究古代城池的珍贵标本，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湖北省文物局的遗产专家陈飞说，唐崖土司城作为山地聚落，整体格局呈现出随形就势、自由布局的传统特征，但在建筑布局中，则吸收了“围合内向”、“序列关系”、“中轴对称”等体现汉族中央政权礼制文化的营造理念，堪称山居社会形态与皇权思想结合的佳作，是山城规划营建的典范。
“良辰美景奈何天，都付诸断壁残垣。”一座山城从兴起到繁华，又由繁华到落寞，继而被历史湮没在土层之下。曾经恢弘的城池，辉煌的宫殿都已沦为废墟。光阴流转间，历史被尘封，曾经的风云激荡如今都平息在风里。
作家余秋雨曾说：“废墟是昨天派往今天的使者，废墟让我们把地理读成了历史。”人们对唐崖土司城这片废墟的向往，不仅因其隐秘而逝去的光华，更因这座古城铭刻着一个王朝的传奇史诗，记载着土家人无与伦比的建筑智慧。
二代土司覃值什用坟墓
尘埃落定，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
“欢乐极兮哀情多。”只是万物都难逃盛极必衰之理，唐崖土司城也不例外。
明崇宗年间，奸臣当道，朝政腐败。令土司权贵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所寄予厚望的那个明王朝渐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穷途末路之境。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北京，建立大顺政权。明思宗朱由检走投无路，吊死在煤山一棵枯树上。不久，叛将吴三桂勾引清军入关，中原大地于是狼烟四起，血雨腥风，西南各土司豪强在巨大的社会动荡中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唐崖土司在这场改朝换代和多种政治派系拉锯角逐的洪流中也是几经沉浮：康熙四年（1665年），唐崖土司归顺清廷更换印信；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叛居云南，鄂西各土司迫于其威逼利诱纷纷附之，接受“伪封”，唐崖土司也在其中，吴三桂授其“唐崖长官司印”一颗；康熙十九年（1680），唐崖土司再次归附清朝，获得康熙颁发的“唐崖长官司印”。
有意思的是，在土司城遗址曾出土了两枚同样的“唐崖长官司印”，均为篆刻。据考，一枚系吴三桂据云南时所颁，一枚系清廷平定吴三桂叛乱后所颁。清廷平叛后，按规定吴三桂所颁官印应上交朝廷，但唐崖土司却把它“藏”了下来。
到了雍正时代，中国武陵地区的土司王朝渐渐走向了它们历史的终结。雍正四年（1726年），清廷批准了云贵总督鄂尔泰的上疏“欲安民必先治夷，欲治夷必先改流”，首先在云南、广西等地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废除土司统治，实行流管治理）。随后，湖广总督迈柱也迅速对鄂西土司发起改土归流运动：先撤施州卫，建恩施县；再用武力攻破最大的容美土司，完成改流。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有了容美土司的前车之鉴，鄂西余下的15个土司审时度势，自请“改土归流”，唐崖土司也位列其中。随后，雍正帝在唐崖、金峒、龙潭土司地盘上置咸丰县，盖取“咸庆丰年”之意。至此，延续了381年的覃氏土司王朝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寿终正寝”了。大浪淘沙，尘埃落定，土司城中的故事从此归于史册。
改土归流后，清廷根据各个土司的表现区别对待，予以安置。唐崖土司以世袭把总之职迁往省府汉阳居住。湖北省文物局的陈飞分析，覃氏土司离开后，唐崖土司城有可能被一把火烧掉了，以避免土司回头，故来个彻底断绝后路。而且考古发掘时，还看到灰烬，应是当年焚烧的痕迹。
咸丰县文物局的何继明持同样看法。他认为，唐崖土司城是不是一把火烧毁的，这件事在史料上、甚至在家谱上都没有明确记载，但考古发掘有焚烧痕迹，灰烬上面有瓦片堆积，说明那些木构房子被烧后，房子整体垮了下来，瓦片就覆盖在上面。而且从现藏于县博物馆的出土文物看，一些石构件也有烧过的痕迹。
时空流转，王朝更替！土司城已经深深刻下了历史的烙印，时间是那古老的城墙上最无奈也最美丽的花纹。往昔的荣华富贵，一旦洗尽铅华地袒裎，格外有种动人心弦的魅力。站立在废墟之上，面对矗立了近400年的石牌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怅然而涕下”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的风流早已经被雨打风吹去，只剩下遗址还在诉说着往日的故事。后清人冯永旭曾做《唐崖司》咏叹：“烟树苍茫望里分，当年歌鼓寂无闻。惟留废苑埋荒草，但见空山走白云。古木寒鸦元武寺，斜阳衰柳土司坟。千秋凭吊情何急，况听哀猿又叫群。”
虽然城池宫殿已沦为废墟，深埋地下，但覃氏家族的后代却在这块土地上繁衍至今。今年53岁的覃国安是覃氏家族的第23代后裔，他介绍，在唐崖土司城址及附近，覃氏土司的直系后裔并不多，只有他三兄弟3家加上堂兄弟1家，一共4家。而几百年间搬迁走了的覃氏土司直系后裔，大概已有几千人了。
覃国安从6岁起就随爷爷一同祭拜、看护城里的十几座家族坟墓。“祖坟就是覃家的根。”覃国安说，当年改土归流后，覃氏家族其他子孙分流他乡，只留下了他们作为长子长孙的这一支后人，一直坚守唐崖村，再也没有离开。“这是自己的老祖宗，我不照看谁照看，现在成了世界文化遗产，我还是要一样地照看。”
唐崖《覃氏族谱》收藏在覃国安家里，他对自己的家族谱系如数家珍。覃国安说，希望有机会能把覃家的族谱续上，历史上修土司城在族谱上是大事，现在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大事，应该在族谱上记下来，让后世子孙知道。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族谱的魅力在于，它轻而易举地解答了最可怕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一份谱牒，足以让一群人安身立命。
而今，唐崖河畔的覃氏土司后裔，不管是直系的，还是旁系的，多以打工、务农为生，过着平凡而又踏实的日子。在他们身上，早已褪尽“王孙贵族”的光环，他们现在陆续搬出世代居住的吊脚楼，住进了钢筋水泥建造的安置房。也许，他们会时常向故园张望，也会偶尔在夕阳西下的余晖里，想起自己祖上曾经的荣光。
南剧女儿寨
文化荣光，土司遗产的共享之道
虽然唐崖土司城已成“历史的绝响”，但它所孕育的文化荣光却传承至今，熠熠生辉。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归于沉寂之时，唯有文化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态留存并传承下来，它是一个民族独立品格的历史凭证，也是一个民族的智慧之源。”一种制度结束了，一个风云数百年的家族统治秩序土崩瓦解了，但其文化的根基还会在时间的厚土延伸到很远很远。
长达近400年的唐崖土司与鄂西的土家族文化具有重要的传承关系。历史上，在频繁的朝贡和征调中，唐崖土司带领土家族百姓和士兵们亲身接触到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和建筑技艺，从而为汉民族与土家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交流的通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统治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
1395年，明太祖朱元璋就命令各土司“皆立汉学”；1501年，明孝宗朱祐樘下令：土司、土官子弟，凡要承袭的必须入学，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因为这个规定，唐崖土司们自然也开始研习“儒学”；到覃鼎时期，还曾聘请荆州的张云松到土司城开办书院，为土司子弟及附近官民子弟传道授业解惑。
文化密码，就是千百年来潜移默化在同一种族，民族的一种思想，思维定式，风俗习惯。多少年来，融化在一个民族的血液中、语言中、眼神中的文明烙印。
唐崖土司地区，既是古代巴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土家族文化的诞生地，还是中原汉文化的融汇之地，因此孕育了独特的文化密码–崇白虎，信巫傩、善歌舞……这个曾经被称为“武陵蛮”的民族祖先竟如此聪明，虽然他们没有文字，但用活着的永远流动的歌舞、戏剧来记录历史，来与后人对话。虽然他们早已化为尘土，但从来就没有死去，在子孙后代的每一次摆手舞、每一次歌唱中再生。
文化是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就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流过历史，流到今天，流向未来。当年土司城中全民狂欢的广场舞–摆手舞，今天依然在广场上舞动“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的风采；当年张王庙戏台上的“人大戏”–南剧，今天依然在舞台上演，以反映土司文化主题的戏剧《女儿寨》更是走出山门，获湖北省第九届屈原文艺奖，并在中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戏剧会演中荣获银奖；当年土司城里的吊脚楼营造技艺传承至今，并为咸丰赢得了“吊脚楼营造技艺艺术之乡”的美誉……
当土司城穿过600多年历史风云，迈进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殿堂，这些土司时期盛行的歌舞、戏剧、技艺也走进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相得益彰。
山是空间的骨架，河是时间的血脉。深埋在岁月废墟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我们回望生命里程的盏盏明灯。如果说，土司城的文物是古老文化的标识，土司时期的艺术是一个民族的文化DNA，那么，我们透过这些文化遗产所注入的绵长回忆与宏远凝思，则是对于历史，对于生命的精神重塑！
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曾说：“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承载着这个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代表着这个国家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民族过去的辉煌、今天的资源、未来的希望。
“一般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前后要经历十年甚至更久，而唐崖土司城从申报到现场评估只用了一年半，可以说创造了一个申遗奇迹。”唐崖土司城遗址管理处主任白斌说，咸丰全县上下对土司城申遗工作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保持着旺盛的工作激情。土司城申遗成功，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次文化的觉醒；申遗也是一次历史知识和民族文化的普及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珍惜文化遗产，学习民族文化。
世界遗产，是国际公认的最权威、最有公信度的一个旅游品牌。打上世界遗产的标签，就在世界范围内打出一个文化旅游品牌，展示一个文化旅游的亮点。
“土司城申遗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何让它‘活’起来，惠及更多人，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还有更远的路要走。”陈飞，这个参与了武当山古建筑群、钟祥明显陵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文化遗产专家显然看得更加长远。他说，保护好文物古迹，治理好周边环境，改善好居民生活，以遗产带动旅游，服务并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这才是土司遗产的“共享之道”。
为了这个共享之道，陈飞还给出了建议：利用土司遗产这个文化品牌，带动咸丰产业发展，打造“土司茶”、“土司酒”、“土司油茶汤”；在土司城开设民俗生活展示区，让当地群众参与进来，既增加了收入，又传承了文化。“未来的土司城并不是一块用来展示的‘化石’，而是注入了活力的‘生命之城’”。
如果说保护文化遗产不仅留住了先辈栖居的物质场所，也为今人留下心灵的栖息地，那么找到通往一段尘封历史的入口，更是祖先的馈赠–对咸丰人来说，唐崖土司城也是祖先的馈赠，对这座“露天博物馆”，既要利用，更要保护。
唐崖河 杨华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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