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崖土司城全貌
元明清三朝，中央政府在广大的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了3000多个大小土司，其中鄂西南就有18个著名土司，有人将这18个土司串在一起编成了一首诗歌：“中建争雄金峒寒，东乡忠路望山盘;沙溪大旺唐崖郡，木册高乐腊壁间;漫水东流归卯洞，散毛西去有龙潭;只因中峒当忠孝，开府施南百福安。”
唐崖土司作为鄂西南18大土司之一，是行政级别最低的土司;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和遗址保留的完整，在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与湖南永顺老司城、贵州遵义海龙屯一并作为“土司遗址”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一部土司制度的兴亡史
1406年，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后，用14年时间修建了北京紫禁城。朱棣怎么也不会想到，早在1355年的湖北唐崖河畔，就有了一座比紫禁城还大的土司城。这座土司城比北京紫禁城早建了整整50年。它就是唐崖土司城。
走在山间平坦宽敞的青石小径上，如果没有人提醒，这就是400年前唐崖土司城的街道，你一定不会想到自己正行走在一座古城池里。左右环顾，青山环抱，绿水缠绕，院落庄稼，炊烟缭绕，哪有什么城郭的痕迹。然而，这里真真切切就是唐崖土司城的遗址。
唐崖土司遗址坐落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唐崖镇（原尖山乡）唐崖村，是目前湘鄂川黔土家族聚居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土司遗址。唐崖土司城始建于元朝至正十五年（1355年），历元明清3代近400年，经历16代18任土司。唐崖土司覃氏是当地土著，民国《咸丰县志?土司志》记载：“覃启处送，元朝时有功，以武略将军授唐崖宣慰司职。其子覃值，洪武四年（1371年）随征南将军廖永忠征蜀，‘因冒微过’，于洪武七年（1374年）降为长官司，后老死军营。”覃值有7子，次子覃耳毛世袭唐崖土司职，依次传给覃忠孝、覃斌、覃彦实、覃文铭、覃天富、覃万金、覃柱、覃文端、覃鼎、覃宗尧、覃宗禹（宗尧弟）、覃鋐、覃溥泽、梓椿、梓桂（椿弟）。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覃梓桂之侄覃光烈和孙子覃世培迁往湖北汉阳。
唐崖土司在发展历程中几经兴衰，据《明史》记载：“唐崖长官司，元唐崖军民千户所，明玉珍改安抚司，洪武七年（1374年）四月改长官司，后废。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复置，直隶施州卫。南有黔水，即清江之上源。”清康熙三年（1664年），覃氏归顺清王朝。康熙十三年（1674年），依附吴三桂;康熙十九年（1680年），归顺清廷，曾受宣慰司伪印;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依附谭宏;次年，归顺清廷，降为长官司。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清廷调覃世培到汉阳任知县，从而结束了覃氏在唐崖世袭的历史。至今，覃氏在唐崖土司遗址附近和咸丰县境内子孙广布，为当地大姓。
唐崖土司遗址复原图
唐崖土司以骁勇善战著称，屡次被朝廷征调。在《土家族军事史研究》一书中，石亚洲教授对土家族土司的军事活动进行了梳理。根据他的统计，唐崖土司在有明一代有影响的征调有11次。唐崖土司最为强盛的时期是明朝万历、天启年间。民国《咸丰县志?土司志》称：“明季唐崖土司最倔强。”天启二年（1622年），土司王覃鼎奉命征讨渝城（今重庆），生擒樊龙、樊虎。天启二年（1622年），唐崖土司征讨水西安邦彦，平息苗民起义。天启三年（1623年），唐崖土司奉命征讨永宁奢崇明、奢世辉叛乱。在各次征调中，唐崖土司均勇猛善战，立下赫赫战功。四川右布政使朱燮元提奏，授唐崖土司宣慰使职。明朝廷皇令二道，赐大坊平西将军“帅府”二字，建牌坊一座，书“荆南雄镇，楚蜀屏翰”8个大字。内政上，在覃鼎夫人田氏与钦依峒主覃杰的主持下，土司城修葺一新，规模空前。文教上，唐崖学子在文人张云松的教诲下，欣欣向学，汉文化在唐崖广泛传播。
随着军事强大，经济发展，文教兴盛，唐崖土司管辖的范围不断扩大，其管辖范围包括今天湖北咸丰县唐崖镇和活龙坪镇全部、高乐山镇、清坪镇、丁寨乡、小村乡、大路坝乡以及重庆黔江区湾潭和县坝部分地区，方圆100多千米。
一座土家族建筑艺术宝库
作为唐崖土司的治所，唐崖土司城是14～18世纪唐崖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从考古发掘看，唐崖土司城经过了规划者的精心选择和科学规划。土司城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前有唐崖河，背靠玄武山，左有青龙山，右有白虎山，司城所在山体缓缓向东南延伸，形成几级台地。四周青山叠嶂，沟壑纵横，雾霭缠绕。奔腾的唐崖河从北而来，环城垣南下。其选址反映出土家族崇尚自然的精神信仰与天人合一理念的完美结合。规划者充分利用地形，依山而建，整个城池的营建意在表达龟型山意向。在城池防御格局上，顺应山岳、沟壑的走势，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貌，以山脉、河流、溪沟为天然屏障。重视人文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和谐共生，整座城池背山面水，与自然环境恰如其分地融合，景色优美。在空间和地形上，随形就势布置道路、城墙和建筑，表现出对自然的依恋和顺应，并注意自然与建筑在空间上的协调。
美如仙境的土司城选址说明，当时的土司统治者在崇尚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注重自然与人文的融合、审美与实用的结合。土司城具有虎踞龙盘之势，既考虑对自然环境的依托，又充分考虑防御、街道、码头、宗教场所、衙署、居民生活区的布局。在规划中，除尊崇自然外，也考虑实际需要：一是考虑有险可守，便于设置安全防御体系;二是考虑有足够利用的空间，便于安排其衙署区、宗庙区、军事区，以及书院、花园、养马场、狩猎场等功能性院落，居民生活区;三是考虑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有可利用的资源，尤其是水资源、石材资源、木材资源;四是考虑出行方面，有便利的交通要道，便于对周围行政区域的管理，出现入侵或内乱便于迅速逃生。城市整体规划的考量周全而缜密。
唐崖土司城的布局与结构也很讲究。通过考古发掘和对现存道路、建筑、水源系统考察，唐崖土司城在布局上有如下特点：
第一，土司城三重结构布局明显。在规划时，利用周围的天然壕沟作为第一道城墙，核心区人工垒成的城墙为第二道城墙，衙署区的围墙为第三道城墙。这种三重结构体系明显受到汉文化区都城建制“外城―皇城―宫城”格局的影响。
第二，从土司城的整体结构形态看，具有明显的规整方正布局理念，中轴线从局部发展到整体，形成沿中轴线两侧对称的城市形态。
第三，城内由道路、围墙和院落构成封闭紧凑、等级森严的里坊结构。这一结构显然受汉文化区都城布局的影响。
衙署区全景图
第四，在空间安排和布局上，核心区位于规划定制的中心，且有明显的中轴线，城内的功能分区和布局都以这条中轴线为核心展开。
第五，城内以上、中、下三街和三条下河道为主干，形成纵横交错的路网结构，构成城市的骨架，也是城市布局的依据。
总体来看，唐崖土司城边界明确，空间布局紧凑合理，整体结构严谨对称，在我国西南地区数以千计的土司城遗存中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从城址结构布局看，明显受到汉文化区都城建制的影响，是明代中后期我国西南土司学习、吸收汉文化的结晶。在空间安排和布局上，衙署区位于规制定义的中心，有明确的中轴线。牌坊位于中轴线东端的起点，是整个城址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从现有布局看，土司城之内各重要功能区的划分与布局都以这一中轴线为核心展开布局。城址不仅是土司治所，还包括土司、贵族、普通贫民，具有生产、贸易、生活等多功能的区域聚落中心，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与湖南永顺老司城作为一个单纯的土司治所、贵州海龙囤作为单纯的军事城堡区别明显。
唐崖土司遗址规模宏大，考古发掘证实，土司城天然壕沟内面积74万平方米，是鄂西地区土司遗址中单体面积最大的一个，甚至比北京故宫的面积还大;土司城内主体面积35万平方米;城内南部核心区大致呈长方形，东西长550米，南北宽410米，总面积22.55万平方米;衙署区大致呈正方形，面积2.45万平方米。土司城内功能齐全完备，有街道、引排水系统、水井、码头、衙署、牌坊、庙宇、左营房、教场、小衙门、存钱坝、宗庙、大寺堂、牢房、墓葬区、狩猎场等，一应俱全，俗称“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
唐崖土司城始建于元朝至正年间，其间有几次大的维修，有明确记载的是明代天启年间，土司王覃鼎夫人田氏从四川峨嵋山回来后，嘱钦依峒主覃杰会同众士创修大寺堂、张王庙、众族房、牌楼、街道。石人、石马、街道、大寺堂、张王庙以及大小院落都完成于这一时期，这也是唐崖土司城池最后定型期。“改土归流”后，唐崖土司城一天天衰败。清道光诗人冯永昶在《唐崖司》中写到：“烟树苍茫望里分，当年歌舞寂无闻。惟留废苑埋荒草，但见空山走白云。枯木寒鸦玄武寺，斜阳衰柳土司坟。千秋凭吊情何极，况听哀猿又叫群。”唐崖土司城辉煌不再，留给诗人许多悲戚。
关于唐崖土司城的损毁，由于没有文献记载，至今还没有一致的说法。或说是，“改土归流”后，清廷将土司嫡系迁往汉阳等地，土司城无人照管，自然毁灭;或说是，“改土归流”后，毁于火灾;或曰，毁于1856年小南海大地震;或曰，毁于洪水。这些说法都难以找到有力的证据。
一段已消失文明的珍贵见证
今天，尽管不能完全目睹唐崖土司城当年的辉煌，但通过考古发掘和地面存留物，仍然可以想见当年唐崖土司城的宏大与繁华。
考古发掘证实，唐崖土司城内土司时期的遗迹非常丰富，尤其是地面遗存保留很多，道路和水井还在使用。主要遗迹有城墙、道路、院落、石桥、采石场、码头、墓葬、建筑基址等，城防设施、交通设施、建筑基址、墓葬、苑囿、手工业遗址等多种类型遗存保留完好。特别是保存完整、井然有序的道路、院落、城墙体系，呈现出城市主体一次性规划、一次营建的特征。
在唐崖土司遗址存留的诸多遗迹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完整的道路、城墙、石人、石马、石牌楼、土司皇坟、“夫妻杉”等。
调查表明，土司城内的28条巷道，从土司时期沿用至今。另有11条巷道，大多保存完好。
石牌坊
通过考古发现，城墙走向清晰，整体接近梯形。土司城的东面、北面和南面大部分地方修建了外城墙，在其北面和东北面还修建了内城墙。城墙大多可见，保存在1米以上。其中，临河一面保存最为完好，高达2.5米，现存城墙基宽3.2米。在城的东门处，原有的城楼基础墙体远远大于城墙的宽度，现残宽6～7米，东城墙残长150米。从城墙构筑方式看，基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独立墙体型，主要是在地面修建，为石头包土结构即中间包土，两边用石头砌成规整的墙体;另一种为堡坎型，充分利用地势，将陡峭的基石直接加工成垂直的墙体，或者在坡面用石块砌成垂直的堡坎。
在唐崖土司城的进口处，是桓侯庙和石人、石马。石马用整块巨石凿成，势如腾骧，气势非凡。左侧石马高2.38米，背宽0.7米，长2.8米。马身雕饰鞍、镫、缰、辔，雕工圆润精细。缰上阴刻小字：“万历辛亥岁季夏月四日良旦，印官田夫人立。”石人高1.9米，披盔甲，佩剑抱伞，侍立马前，形象逼真。右侧石马高2.08米，长2.5米。马缰阴刻小字：“万历辛亥岁季夏月四日良旦，峒主覃杰同男覃文仲修立。”石人头已毁，残身高1.6米，挂盔甲，侍立于旁。两马间距4.8米。据说，石人、石马是土司王覃鼎的马夫和座骑。有诗写到：“石人石马在阆州，大仙留下几千秋。青草齐眉难开口，黄尘满面一鍪兜。狂风呼呼无毛动，细雨霏霏有汗流。牧童有绳牵不去，狂鞭怒打不回头。”其灵动形象的造型和腾空欲飞的气势跃然纸上。沿下河道左上行约500米，有石牌坊一尊，明天启三年（1623年）皇帝赐修。石牌坊是土司城的屏障，矗立在司城中央，前为中街，后为衙署，雄伟壮观，是土司城遗址中的艺术精品。牌坊为全石结构，一斗三开亭阁式斗拱建筑，飞檐翘角，三门四柱，通高1.15米，通宽8.4米。前后均用高2.5米、宽0.7米、厚0.25米的鼓石护撑，门前立石狮一对。中门宽2.9米、高5米。侧门宽1.7米，高3.5米。以整石为枋，凿榫为柱相接。枋间以厚15厘米的薄石镶嵌，其上雕有人物、书画、文字、龙凤。临街一面阴刻“荆南雄镇”4个苍劲醒目大字。后面阴刻“楚蜀屏翰”4个大字，下题“湖广唐崖司征西蜀升都司佥事兼宣抚司宣抚使覃鼎立天启四年正月吉旦”。石牌坊有“土王出巡”“麒麟奔天”“哪吒闹海”“舜耕南山”“渔樵耕读”“云龙吞雾”等题材浮雕。牌楼的门、柱、坊额和飞檐全是石头雕成，从楼基到楼顶，收放自然，坚固协调。传说当初石牌坊怎么也立不起来，正在工匠们无可奈何之时，来了一个讨饭的乞丐，立牌坊的人就给了他一碗饭，但乞丐并没有马上吃饭，而是将筷子插在饭碗中间。工匠们受此启发，逐采用“堆土法”将牌坊立起。
石人、石马
沿石牌坊、经衙署面西而上，在土司城西北角坡地上有并列两座坟墓，一为土王墓，一为田氏夫人墓，占地400平方米。坟墓宏大华丽，墓地气势非凡。椁室以钻凿砂岩垒成。前观为坊木结构的一斗三升式重檐建筑，长7米。屋面雕饰筒瓦，脊雕龙首装饰，檐下斗拱明显，5根廊柱形成4间墓室。廊柱为长方形，面宽0.45米，厚0.6米;柱间宽1～1.1米。廊室间距1.85米，高2米;廊顶雕刻圆形藻井饰。再进为4个墓室，前有抹石门8扇，门高1.65米，厚0.1米，宽0.67米左右，门上雕饰格栏。墓室以整块砂石合成，中室和侧室各有石棺床，长2.7米，宽0.9米。后有壁龛，离棺床0.5米。室间以整块石隔开，厚0.15米左右;中雕小格窗，窗眼为钱纹图案。室顶雕刻藻井，以花为纹饰图案。墓前为八字形祭台，前端各立一小兽，两侧饰以精雕麒麟，高约1米。整个坟墓用石材建成，精雕细刻，是唐崖土司石雕艺术精彩之作。相传，当年土王死后，用了48口同样的棺材，用同一规模和同一葬式，在同一时间出殡，以混淆真伪，防止盗墓。但土王的良苦用心仍然未逃过盗墓人的贪婪，墓里面究竟有多少奇珍异宝，至今还是一个谜;土王生活的奢侈，也还是在想象中。
距土王墓约1000米远的玄武山上有两株合围4.7米、高40余米的古杉，当地人称其为“夫妻杉”，相传是覃鼎夫人田氏于明天启年间亲手所栽。两树枝干连理，并峙而立，冠幅225平方米，任几百年的风霜雨雪，仍然枝繁叶茂，根叶相连。
站在武陵山脉的高地上俯视，衰草寒烟下的唐崖土司城被笼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从气势恢宏的荆南雄镇牌坊，雕工细致的石人、石马，到新发掘的极为完整的“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落”遗址，集市、寺院、衙署、学堂分列其中，阡陌纵横，仍可遥想当年的热闹情景。
唐崖土司遗址绵延近400年之久，留下了古老文明的佐证，它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智慧选择，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晶，体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央政权秉承的“修教齐政、因俗而治”的传统理念和政治智慧，具有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价值。
作为一段已消失文明的珍贵见证，唐崖土司遗址不仅体现了土家族的历史沿革、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哲学观念，而且形象地展现了土家族的哲学观念和艺术精神。唐崖土司城址也是西南地区单体规模最大、地面遗存类型最丰富、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个土司城遗址，对于人们深入了解武陵山区明清土司遗址的选址与空间结构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是深入认识和研究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独具特色的土司制度的重要物证。遗址留下的多元并存的文化遗迹，体现了西南土司对中原文化的敬仰、吸收与融合，表现出中原汉文化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强大影响，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见证物
作者：黄柏权 李学敏 黄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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