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国新晋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土司遗产

导语：由湖南永顺土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联合代表的中国土司遗产，于今日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土司遗产分布于湘鄂黔三省交界的武陵山区，现存的主要遗址类型包括土司城遗址、土司军事城址、土司官寨、土司衙署建筑群、土司庄园、土司家族墓葬群等。

撰文：李梅田（第一部分）、李飞（第二部分）、陈飞（第三部分）、郭伟民（第四部分）
摄影：刘翔

齐政修教 因俗而治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春，国子监名士顾彩开始了一个人的旅行，他的目的地是“广袤数千里，山环水复，中多迷津，桃花处处有之”的武陵之地。作为生于江南的名士，顾彩真正的兴趣或许并非陶渊明笔下“渔郎误入”的桃花源，他所寻访的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武陵苗蛮之地。这片土地对康熙年间的文人来说，应该是充满了吸引力的，在他们的政治语境里，武陵山区“谿峒深阻，易于寇盗”，但由于“官辙不可至”，中央政府对这里的控制可谓鞭长莫及，武陵山区想必也同“三藩”、“准噶尔”一样，常成为顾彩与同僚们议论的话题。

　　顾彩此行，缘于好友孔尚任的一封书札。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上演之后，一时名冠天下，倾慕者中包括蛮夷之地的容美洞主田舜年。田舜年虽居万山阻隔之境，但雅好文学，对孔尚任尤为倾慕，每宴必演《桃花扇》。当顾彩携孔尚任书札自江汉平原出发，翻越崇山峻岭来到容美时，田舜年以上宾之礼盛情款待。顾彩逗留容美五月有余，在诗词唱吟、曲水流觞之外，更对这片帝国边疆之地的野风民俗进行了深度体察，他在游记《容美纪游》里对容美土司治下的政治军事制度、经济方式、社会生活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而对田舜年来说，与顾彩的接触不仅是文辞的交流，更代表了边疆地区土司文化与当时主流文化的接触。

　　顾彩所至的容美土司地区，在今湖北省鹤峰县，为巴人后裔土家族聚居区，也是西南地区众多受深山大川阻隔的“化外”之地之一。这些地区族裔繁多、风俗各异，地方豪酋各据一隅，自相君长。虽秦汉时已置郡县吏属、唐宋时又设羁縻州县，但在绵延数千里的广大西南山区，各地苗蛮时有叛乱，“盗贼”从未止息，朝廷为保疆土安宁，常以本地豪酋统之。蒙元势力进入之后，更将此定边之策制度化，在西南边疆地区广设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司，各司主官除朝廷委派的流官外，也大量任用本地豪酋土官，故名“土司”，土司制度在前朝羁縻政策的基础上得以成形。

　　明代初年，继续沿用和发展了初具雏形的土司制度，但更成体系，各级土司衙署皆以本地豪酋担任世袭土官。虽然明初国力渐强，经营西南疆土的愿望也甚为强烈，但对土司地区仍着重抚慰，而非用武，朝廷授以土司名号，听任自治，以保边地安定，而对土司而言，既可得朝廷官职，又可保世袭土皇帝之威权，此种相互利用之态是土司制得以存续数百年之根本。土司之制，按《四库全书总目》的概括，属“不内不外”之制，“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实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一项权宜驭边之策。

　　公元9~17世纪，播州为杨氏所据，世守其土达724年，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遗存，坐落于遵义市区西北约30里湘江上游地带的海龙囤即是其中之一，其所在山峰相对高度约350米，三面环水，一面衔山，地势险绝。它始建于宋宝祐五年（1257）的抗蒙期间，毁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平播之役。这是一处集保卫国家利益与土司家族利益于一体，融关堡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的羁縻•土司遗存。

　　公元13世纪，逐渐强大的蒙古在先后消灭西夏和金后，与南宋开始了正面冲突，其所采取的由西而东迂回包抄南宋的“斡腹”之谋，宋宝祐五年（1257），已得大理的蒙军向东挺进逼近播州，播州告急，情势紧急，杨粲孙杨文上报朝廷，其在1242年致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的“保蜀三策”中便已陈及的“择诸路要险，建城濠以为根柢”防御理念被采纳，理宗遣吕文德入播协助防务，商议“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由杨氏的政治中心穆家川（今遵义老城）至“诸险中为最”的海龙囤凡30里，由海龙囤去“万峰插天，中通一线”的娄山关约40里，恰是步卒行军一日的距离，于是筑“龙岩新城”，即后之龙岩囤，即海龙囤。这样由北而南层层设防，播州堪称牢固。然而蒙军的铁骑尚未践及海龙囤，江山便已易主。

　　元明时期，杨应龙的先辈是否曾修葺海龙囤，文献无载。万历年间，杨应龙主播时，对海龙囤进行较大规模的修整与加固。并于囤前筑九关，今飞龙、朝天、万安关上杨应龙手书石匾尚存，其中“飞龙关”的落款为“皇明万历丙申岁”，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杨应龙在《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中称，其重修海龙囤的目的是欲使之成为“子孙万代之基，保固之根本”。

　　公元1600年春天，一场血战在中国西南边陲开满杜鹃花的山野里激烈上演。八路并发的24万明军将土司城堡海龙囤围得水泄不通，一时矢石如雨，血水横流，满囤哭声，震动山谷。50余天后，明军终于破囤而入，一举翦灭此前一年起兵反明的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及其党羽，从而结束了杨氏在播州724年的统治。海龙囤在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这场战事，正是史称“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平播之役”。《明史》载：“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有史家认为，三大征令明廷元气大伤，是致其灭亡的重要原因。

　　海龙囤是融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与保卫国家利益于一体的宋明时期关堡山城体系，它至今完整而真实地保留着明末废弃以来的面貌。囤前铜柱、铁柱、飞虎（三十六步）、飞龙、朝天、飞凤六关依然笑傲群山；被明军攻破的囤后土城和月城里仿佛还回荡着四百年前的杀戮之声；囤内“老王宫”、“新王宫”、“金银库”瓦当上的莲花还在绽放；环囤约6公里的城墙上芳草萋萋，藤蔓青青。但是，更多或悲壮或凄美的细节，已经深深掩埋在时间的尘埃下。

唐崖土司亦称唐岩土司、堂厓土司，设于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隶属于施州卫，为鄂西土家族著名土司，覃氏世袭。唐崖土司始封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鼎盛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7），废止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共历时元、明、清三代381年。从首任土司覃启处送始，至末代未承袭的覃光烈止，唐崖覃氏共沿袭17代，中央政府认可的土司共存在16位，职级历长官司、千户、安抚司、宣抚司等多个等级，以长官司为主，属于较低级别的土司。

唐崖覃氏的族属，一度有蒙古族之说，后经调查，认定为土家族。覃姓为鄂西土家族传统大族。根据各支覃氏族谱记载，覃氏同宗同族。唐崖土司传袭至十二世祖覃鼎时，势力发展至顶峰。覃国安说，按照唐崖《覃氏族谱》记载，平定奢崇明叛乱后，明朝廷为表彰参与者唐崖土司覃鼎的战功，不但将其升为宣慰使（实为宣抚使），而且为其敕建了“荆南雄镇”牌坊，同意其建立治所“大方平西将军帅府”，即唐崖土司城。由于覃鼎长期在外征战，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习俗，其夫人田氏实际主持了建造工作。田氏实名田彩凤，为“龙潭安抚田氏女也。相夫教子，皆以忠勇著一时。

　　唐崖土司城作为唐崖覃氏土司的治所，是14—18世纪世纪唐崖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汇集了城市聚落、家族墓地等多种社会生活载体，并依托周边的山形、水势构成一道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整座城市坐西朝东，背山面水，四周有城墙围合。城内功能设施完善，格局清晰，由一条南北向主干道、三横三纵的次干道以及数十条巷道形成的道路系统，分割为数十个院落，位于主干道中段、城址中心位置的大型院落即衙署区，是土司处理政务与生活的地方。城内还设有大寺堂、营房、检阅台、“御花园”、万兽园、杀人台、引水渠、水井等宗教、军事、娱乐、司法、生产生活设施。城外有码头、桥梁、瞭望台等附属设施。

　　目前，唐崖土司城周边的历史风貌已逐步得到恢复和巩固。通过唐崖土司城的建造历史，以及本身文化符号所反映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出土司制度的特征既有自上而下体现中央王朝要求的方面，又有基于少数民族自身统治和传统的方面，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多民族地区管理理念。

永顺老司城遗址位于永顺县城以东19.5公里的灵溪河畔，地属灵溪镇司城村，为历史上永顺土司数百年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也是湘鄂渝黔土家族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情况最好的土司城址。

清人彭施铎《竹枝词》记录老司城，用了如下的句子：

　　这是老司城极度兴盛时期的情景。

　　老司城的建城要追溯到宋代，据清代《永顺县志》记载，彭福石宠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袭职土司之职后，常感其治所的地理位置在下溪州，易受辰州约束，于是迁其治于灵溪之福石山，即今老司城，现老司城后山称为福石山。虽可能早至宋代已经建城，但宋元时期，这个城并不大，也并未显出繁荣景象。它的浮华盛世是在明代，号称“城外三千户，城内八百家，五溪之巨镇，万里之边城。”正如彭施铎所描述的那般盛景。

老司城遗址的整体格局以中心城址为核心，外围其他遗存沿灵溪河两岸分布，具有整体松散但局部集中的特征。中心城址的遗存要素沿各级台地随形就势分布，呈现出山地聚落形态。

　　中心城址范围约19公顷，主要建筑朝西南，依东北高、西南低的地形随形就势而建。其功能区可分为生活区、衙署区、墓葬区、街市区、本地族群信仰区、中央文教区等，各区域以正街、河街、右街、左街、紫金街等形成的道路系统连通。其中生活区、衙署区为中心城址的核心区域，均由墙体围合。

　　老司城出土的碑刻和周围的石刻题铭数量非常可观。碑刻分为墓志铭、买地劵、纪事碑、功德碑等几类；崖壁上的题铭主要包括老司城灵溪两岸题铭、把竹河石刻和颗砂别墅附近的一些题铭，内容都直接与土司的活动相关。时间跨度从明代弘治年间到清代的嘉庆年间，主要集中在明代弘治、正德、嘉靖时期。改土归流以后，除了个别寺庙的纪事碑外，其他内容的碑刻就很少见到了。

　　雍正五年（1727），彭肇槐自愿改土归流，次年，回到祖藉江西吉安老家立产安居。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出于对老司城深险环境的担忧，并没有将永顺新城建于老司城，而是另选新址，及现在的永顺县城所在。

　　由此，老司城作为军事性质的城池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从此不再有大的营造活动。旧的建筑街市被继续沿用，但无力重修，旧的建筑倒坍了，变成废墟，或者其旧址上重修简陋的民宅。一些民居侵占了原来的道路，有些房屋建筑的地基、墙体多沿用前代，改建部分则明显变得粗糙、简陋，建筑的规格也大不如以前。从出土物显示，清中期以后，精致的外来瓷片绝迹。原先依靠政治因素繁荣起来的老司城失去了原来的基础，殿堂、街巷一时失去了往日的繁荣而返回到它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