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县位于湖北省西南边陲，地处武陵山东部；扼楚蜀之腹心，东经108°37′8″~109°20′8″，北纬29°19′28″~30°2＇54″，位于鄂、湘、黔、渝四省（市）边区结合部，距州府所在地恩施98km，距重庆市黔江区53 km。咸丰始建于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县名取“咸庆丰年”之意，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与皇帝年号同名的县。咸丰县版土面积2 550 km2，其中耕地面积4.4万公顷，占17.2%，林地面积19.7万公顷，占77.3%，平均海拔800m左右。管辖10个乡镇一个区，183个行政村，总人口36.4万，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17个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的85%。是隶属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和苗族自治州管辖的八大县之一。恩施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咸丰当然也是历史文化名县。它位于咸丰县北面的唐崖土司王城遗址，目前是湘鄂西少数民族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土司王城遗址。土家族有本民族特有的习俗，他们相信万物有灵，习惯根据固有的认知理解世界，赋予许多自然物以人为痕迹的神圣内涵与意义。在这种神域的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相交融的历史长河中，曾有过一段辉煌的高峰——土司时期，建筑文明是历史进步的重要见证，咸丰唐崖土司王城即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定格。
1 土司王城营造的起源和景域主、客观形态分析
土家族最早的缘起，可以从“巴方”的记载以及土家族民间《摆手歌》之中的“开天辟地歌”、“人类起源歌”和“民族迁徒歌”部分寻根。可以看出土家族的先民经过了穴居、渔猎、“未有君长，俱有鬼神”的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再到巴子国时期，这是土家族地区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个奴隶诸侯国，它标志着土家族地区基本上脱离了原始氏族社会价段，正式进入了阶级分化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巴国已经建立了国家机构。有国君，有军队，有“将军”、“使者”等职官，说明巴国已正式成为了奴隶制国家。接下来的羁縻州县时期上起秦灭巴置郡县，下至宋元交替时期。巴人的强宗大姓又成为了王朝拉拢和利用的对象。这些郡县所在地由中央王朝直接派遣官吏控制，对于表示归顺的首领则委以官职，或薄徭轻役，重加厚赐，甚至结为婚姻。这就是封建王朝在土家族地区推行羁縻制度的萌芽。唐朝建立后，这种“以夷制夷”的羁縻制度得到正式推行。羁縻政治的推行，对土家族地区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强宗大姓的封建割据是这一时期土家族地区社会形态的根本特点。虽然有限的土汉交流促进鄂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但在强宗大姓的割据下，土家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不仅与中原汉族地区拉开了差距，而且也造成了各割据地的发展不平衡。发展到土司时期，这一时期上起宋、元交替时期，下至清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前期。土司制度在土家族地区存在较长时间，对土家族社会形态的发展变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晚至元代才开始在鄂西土家族地区建立土司制度，但早在这之前，一些土家族强宗大姓已较稳定地割据一方，并世袭官职，实际上已成为统治一方的土皇帝，成为土司统治的开端。朱元璋战胜陈友谅之后拥有鄂西，明朝于洪武年间设施州卫、大田军民千户所等五个卫所。还建立大大小小的各级土司三十一个，如容美、散毛、施南、东乡五路、忠路、金峒、忠孝、忠建等等。卫所与土司并存，“土官”与“流官”参用，均受湖广都指挥使司统领。明朝对土官的承袭，贡赋徭役，士兵调遣都有更为严密的规定，大大加强中央对鄂西地区的统治。明代的中央朝廷大量调遣湘鄂西的士兵，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一大热点。元明之际，土家和汉家的政族的政治联系，较唐宋羁縻时期，有进一步的加强。鄂西峒主土官与明朝廷政汉联系进一步加强，也导致他们经济联系进一步发展。实质是官方贸易的“贡赐”方式较前代更加多样化地发展起来。如元成宗时（1295年~1307年）“散毛岗主覃顺来贡方物，升其峒为府。”说明峒主们已利用其领主经济来扩展其政治地位和利益。升府以后他们又可以利用提高了的政治地位，来保持和扩大其领主经济。在明代，礼部曾规定鄂西土司进贡不超过百人，赴京者不超过二十人。可是明朝要利用士兵去镇压湖广、四州、贵州、广西等地的汉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民起义，大肆笼络土家上层人士，除以战功升官晋爵以外，往往利用回赐贡物机会，重峒主以高级奢侈品外，又赐给大量汉区出产的生产用具和生活必需品。土家上层人士见到有利可图，都争先恐后地增加入贡的人数和贡品，以换取更多的“回赐”。至嘉靖七年（1538年）仅容美宣抚司、龙潭安抚司朝贡的人数便增加到一千人之多，使朝廷感到难以对付，“引以为患”，结果，明礼部不得不重新修订原颁的贡赐条例。这种变相的官方贸易的发展，当然是为了满足各族封建主集团的政治、经济的需求，但是它在客观上也成为汉区先进技术经验和产品进入溪峒的一种渠道，给土家人民带来一定的影响。
各族人民杂居山区，辛勤劳动，互相学习，互通有无，促进土家山区经济的发展。这时的土家地区不仅出产大米、大麦、苦荞、大豆以及瓜果蔬菜，而且“稻米甚香，粒少，与江滩无异。”汉族手工业者入峒做工，提高土家族地区手工业水平。过去土家族多绩麻为衣，这时已会纺纱织布，并设有机坊纺织。在居所的营造上，土家与汉民共同设计建造，因此，土家族的建筑技术得以提高。洪武十四年（1381年）唐崖司（咸丰境内）所筑土司署治，城垣周长二十里（10km），石砌街面为八尺至一丈八尺（约2.6m~6m）不等，四十八条街巷。土司茔墓石狮、石人、石马等雕塑，十分精工。
土司王城从史料考证，元代已建成雏型，但是它最辉煌的时期是明万历及天启年间。土王覃鼎因帮助当时朝廷打败叛军，声威显赫，其夫人田氏将司城整修一新，扩大规模。专门为纪念土王战功而修的桓侯庙，现虽然只剩下的一对石人石马屹立殿前，还是足以说明当时无论是从明王朝的统治阶级，还是土域统治者，以及广大下层土家人都对杀敌立功，感到无比光荣。它不仅是土王显耀自已获得胜利的昭示，而且是向明王朝的统治阶级表示忠心，换取升官进爵、获得更多丰富物质的筹码。最终，明代的中央朝廷大量调遣湘鄂西的士兵对付各地叛军，大大加强中央在鄂西地区的统治地位的政治手段是土司王城走向成熟的必然条件。
1.1 土司王城形成的历史社会形态
土司王城形成的鼎盛时期，正好是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的前期，土司制度在土家族地区存在较长时间，对土家族社会形态的发展变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崖土司世袭，覃姓，是鄂西南最早的土家望族之一。据《咸丰县志》（1983年重印本）载：“覃氏，为本地土人之最古。”查《宋史·林栗传》，曾载：“施民覃汝翼者，与知思州田汝弼交恶。会汝弼卒。汝翼帅兵二千人伐其丧。汝弼之子祖周深入报复，兵交于三州之境，施、黔大震。”其中覃汝翼就是唐崖土司的先辈，田汝弼则是贵州思州（今思南）的知州。施即指施州，今恩施；黔即今四川黔江。当时，覃汝翼敢与思州的知州田汝弼交恶、交战，可见唐崖覃氏的势力之大。覃汝翼后因战败而逃四川成都，宋孝公发旨说：“田氏犹是羁糜州郡，覃氏乃夔路豪族，又且首为衅端，帅间不能弹压，纵其至此。”是故，覃氏归顺了朝廷，仍世居唐崖。汝翼死后，朝廷将其“幽置绍兴府”。《咸丰县志·列传》巫载：“今邑之覃氏，大抵汝翼之族裔也。按唐崖草谱，覃启字处送，元时有功，以武略将军授唐崖宣慰。”时至当今，咸丰覃氏家庭，都把覃启尊为远祖。明时，覃启的儿子覃值，于洪武二年（1369年）承袭父职。值有7个儿子，但都互不相安，兄弟攻伐对外剿掠，意欲反叛朝廷而自立。明洪武七年（1374年），值因冒军功，唐崖安抚司被降为长官司。后又因军功升迁至安抚、宣慰之职，并辖地数百里，盛极一时，雄踞一方。据《明史》载：“唐崖长官司，元唐崖军民千户所，明玉珍改安抚司，洪武七年四月改长官司，后废。永乐四年三月复置，直隶施州卫。”这都是当时唐崖土司归顺元、明中央政权的文字佐证。
到明万历及天启年间，土王覃鼎屡建战功，声威显赫，唐崖鼎盛，其夫人田氏将司城整修一新，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纵横交错其间，规模宠大。王城中有一座屏障—大石牌，它是土王覃鼎打败了四川的反叛军，得到当时皇上朱由校的奖励。横额正面刻“荆南雄镇”，背面为“楚蜀屏翰”8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其中，“荆南”是指荆江南部地区，是长江自中国湖北省枝城市到湖南省城陵矶段的别称。长约430km，因属于古代的荆江而得名。荆江的北部地区是江汉平原，江南地区则是洞庭平原，咸丰县正好位于荆江的南部。“楚镇”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江汉平原一带的地方。也被称作楚国的西大门；不仅是今天湖北省“西大门”。而且是恩施的行政区划中的一个县。“楚蜀”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和蜀国的边界地区；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属于湖北省西部靠近四川省最近的县城。“屏翰”是对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的一种表彰，据《诗·大雅·板》记载：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后因以“屏翰”比喻国家重臣；谓屏障辅翼。所以屏翰两字代表当时的统治者对这位土司王委以重用的信任。土家族地区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期，虽然有土族和汉族两方交流，相对促进了鄂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但是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还是推行拉拢强宗大姓，牵制反对统治势力的暴乱，简称“以夷制夷”。“赐字”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目的的象征。政治目的也成为土司王城成熟的必然原因。
1.2 土司王城形成的自然和谐形态
咸丰县唐崖土司王城遗址，坐落在该县尖山区唐崖河畔的唐崖村。城址背依玄武、前望朱雀、左视青龙、右仰白虎四山，山体磅礴，缓缓向东南延伸。四周青山叠障，谷壑纵横，雾霭缠绕。奔腾的唐崖河由北而来，紧环城垣而南下，浩浩荡荡，一泄干里。民间传说，该河“流入川东而南下，又西流入境而北返，倒流3800里入长江”。美如仙境的王城选址，说明当时的土家统治者已经知道，在观察自然和归纳自然的过程中，通过观物，然后进行排列组合和推演。土家族世代生活的地方是高山峻岭，因此地势险要。为了保证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不受外界危险的攻击。那么就要把王城建在安全而方便取水的地方。他们认为最理想的位置依次是①人体胸部的中央；②胸的左右两侧；③人的胃部；④腹部。另外，要有从城的左边流来“青龙水”作为各家各户的饮水水源，将左方（青龙）视为已方，右方（白虎）看作敌方，因此从右方流来的“白虎水”就不能饮用，同样，青龙山应在高度和长度上超过白虎山，并将白虎山围住，才能保证处于不败的地位，这是因为神灵居左，人间居右，人是斗不过神灵的。由于增加了与神灵的对立，就使得传统的风水术具有了巫术的或者说是万物有灵观念的力量。另外从地质结构方面考察，该县位于新华夏系第三隆起带和长江中下游东西构造带联合部位，西邻新华夏系第三沉降带之川东溜皱束，东接长江中下游东西向构造带，处于扬子江准地台近中部偏东，即八面山台助之黔江隆起格皱束。新华夏系联合式构造和新华夏系复合式构造两个构造体系，前者斜贯全境，构成基本格架，总体方向为北北东至南北东。由寒武系至三迭系构成榴皱带，走向自东至西，分三个二级弧形复式背斜，即咸丰复式背斜、尖山至大集复式背斜、活龙坪至车子模复式背斜。与裕皱相伴的压扭性断裂有咸丰断裂、清坪至桃子溪断裂；张扭性断裂有苏家堡断裂、土落坪断裂、大茅坡断裂等。新华夏系复合式构造有杨泅坝背斜、唐坡背斜等。据[清]同治版《咸丰县志》记载：“不仅土司王城所处的地区地质结构复杂，而且所属的武陵山脉，面积361.85m2，占全省总面积的14.19%。孤峰少见，峰丛很普遍。峰丛常与溶蚀洼地、谷地等地形配置，其间常有漏斗、坚井、落水洞或底下暗河等分布。山坡以阶梯状坡形出露较多，地表水多转入底下。”从详细的地志文献资料，分析得出：土司王城，四面环山，有虎踞龙盘之势，城市周围土肥水美，可见土家人对王城周围自然环境的选择独具匠心。我国古人对营城选址的生态思想可概括为“依山傍水”。山体是大地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库府；水域是万物生长的源泉，没有水人就不能生存。依山傍水，可以为生存提供便利的条件。先秦的“形胜”思想对后世影响也很大，西汉建都长安，就是因为“秦，形胜之国……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史记·高祖本纪》）。
可见，“形胜”即山川形势优越足以胜人，强调城垣周围要有天然险阻作为屏障，这是自先秦以来，从军事防卫需要出发所提出的城市选址的基本思想之一。土王争战杀场，为换取朝廷的军功和奖励的需要；同时也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防止外敌入侵的措施；其中的生态因素也确实为古城的生态安全筑起了一道屏障。总之，土王城垣的选址是源自尊重自然、创造性地利用自然的城市设计理念。
1.3 土司王城形成的技艺创造形态
技法即作法，包括人铸炼的技艺和发明的工艺。土司王城的技艺应该说是土家手工者和汉人匠师共同完成的伟大杰作，也是代表土家人石制艺术精品的作品之一。五代至两宋时期，土家族主要的手工业有纺织业、矿冶业、建筑业等。五代时土家地区兴起石窟建筑，今湖北省来凤县东北2.5 km的仙佛寺摩崖造像石窟，全长35 m，大佛高大雄壮，小佛神态各异，修凿石窟时，沿壁建阁三层，将石窟佛像置于内，殿宇外为屋，内是窟，窟屋相连，浑然一体，土家族干栏式吊脚楼伸展到河沿，显示土家人高超的洞窟建造水平。可以说土家人的建筑技艺在很早就开始发展了。但是由于土家人一直居住在大山区，境内高山深谷相间，使得土家族地区与外地的交通困难，形成了土家族地区闭塞的山地环境。由于缺乏与外地的交流，手工业长期在封闭的环境里发展，发展速度相当缓慢，因此需要外来的汉人加入到大型建筑项目。土司王城的建造正好是改土归流的前期，土家人已经改变“蛮人不许出境，汉人不许入峒”的政策，同时土司上层也认识到学习中原先进的手工技艺的重要性，派出大量的土家人到汉人生活的地区取经学习。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长条石所铺的街道的遗迹，还有石人石马，牌楼及土司坟等，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精湛的雕刻工艺体现出汉族艺术的博大精深，同时又不失浓郁醇厚的土家风味。从其石马雕刻艺术上看，粗犷中有精细，静态中有变化。曾有诗称赞：“狂风呼呼无毛动，细雨霏霏似汗流，牧童有绳牵不去，狂鞭怒打不回头”。土司城的屏障也是大石牌楼，门、柱、枋额和飞檐，均系石结构，从楼基到楼顶，收方自然，协然坚固，整座牌楼显得雄伟壮观。归纳土家族的石雕艺术，在内容上十分广泛，大体可分为山水、花卉、原始图腾、龙凤麒麟、飞禽走兽、历史故事、神话戏曲、达官党族、文人雅士及平民生活的渔、樵、耕、织、收割、饲性、狩猎、比武、歌舞、读书、经商及战争等生活场面和宗教伦理等方面的内容。
一个民族，往往有一些最古老、最普遍因而也是最基本的观念，深刻而长久地支配着这个民族的文化艺术的发展。土家族每逢过节祭水井，元宵节敬蓄圈，大年时敬天地，二月初土地会敬土地，这种种多神的信仰活动无不表现出土家族人虔诚的对自然的崇拜、依恋和敬畏。在建筑精神上土家人不仅表现出对自然的依恋，而且强调顺应自然，注意建筑与自然在空间上的协调关系。
1.4 小结
土司王城的建造者朴素地认识到中华传统的营造思想，在我们创造的周边世界中，我们不以西方那种物我相分——物化、以对象为主体——的方式，而是以“连续主体与客体活动”的方式来看待我们对于建筑、聚落的营造。只不过是我们营造的成果而已，它们体现了我们的主体意志，也体现了建筑、聚落的自身规律。历史形态、自然形态、技艺形态是营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唐崖土司文明的成果，也沟通每一个浸淫于文明中的民族，内在精神世界和外在生活世界的沟通也具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2 土司王城现今遗址的建筑类型及形式
建筑是构成城市空间形态的基本要素，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空间形成了城市空间，建筑空间、建筑组织、建筑形态及建筑造型特征反映了城市空间形态特征的某些重要方面。建筑类型问题是城市的客观存在，它能够实现对城市空间结构的解释。同样，在土家人朴素的营造思想中，象征统治阶级权力的皇权建筑，构成传统王城的特有空间形态。土司王城的扩建繁荣期在明朝中后期，它同样继承了历代城市规划的传统，如多重结构属性的形式，宫城处于城市中心等，但城市的构成要素比前代丰富。从王城的平面图上，可以发现沿北部的内宅；东部的玉皇殿；南部的大寺堂；到西部的官言堂，构成内城，外城包围着内城，从北部玄武山；再到东部的碗厂；南部的张王庙；西部的覃家沟。内城、外城分区明显，从平面图上的城墙遗迹能很快地分辨出来。此外，中国古代社会的“阴阳”、“吉凶”的神秘观念及“天圆地方”等原始思想也有一定影响。譬如“天”为阳，“地”为“阴”，所以祭天于代表“阳”的城南，祭地于代表“阴”的城北；“君”像“阳”，“臣”像“阴”，所以君面南，臣面北等。土司王城的城市结构中也遵循这样的原则，在北部的玄武山上覃鼎墓、田氏夫人墓、将军墓群都集中建在北部，而张王庙则建在城南。这种在具体形式及方位上赋予一种象征的手法为各代所参照运用。实际上，这些观念代代相传，形成了古代城市形态相对稳定的特点。
从土司王城的整个结构形态上看，它基本继承了规整方正的基本特征，周长13.5km的城墙和围城修建的唐崖河，正好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四方形。同时城内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纵横交错其间，这种城市平面形制又转而崇尚“周法”，中轴线从局部发展到整体，形成沿中轴线两侧对称布局的城市形态；道路网简单、不甚严格的棋盘式结构的演变为复杂的、具有明确功能分区的棋盘方格网形式。
土司王城的建筑的主导地位明确，从竖向空间上看，官方建筑位于城市天际线的最高处。覃鼎墓、田氏夫人墓是最重要，而且是全城空间结构的核心，高大的官方建筑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在古代建筑制度中占据了一个核心的位置。
2.1 王城的建筑类型
明朝历经十六代，不惜用大量的财力、人力为其建造的皇家建筑，都称得中国建筑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和建筑典范。同样，少数民族建筑艺术也随着双方的深入交流，其质量和水平普遍提高。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多种风格；私家和皇家园林大量出现，造园艺术空前繁荣，造园手法最后成熟。今天在王城中可以找到遗迹的御花园、万兽园，据说也是土司庭院，四时花卉争艳；“万兽园”中，禽兽广畜。土司臣僚，达官将佐，游乐其间。土司王城的建筑主要风格有：庄重严肃的纪念型风格和雍容华丽的宫室型风格，同时还有为王城皇家服务的其他建筑物。
① 庄重严肃的纪念型风格。大多体现在礼制祭祀建筑、陵墓建筑和有特殊涵义的宗教建筑中。其特点是群体组合比较简单，主体形象突出，富有象征涵义，整个建筑的尺度、造型和涵义内容都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在王城中这类建筑的数量是很多的，有石牌坊、张王庙、覃氏宗祠、覃鼎墓、将军墓群、田氏夫人墓等等。
② 雍容华丽的宫室型风格。多体现在宫殿、府邸、衙署和一般佛道寺观中。其特点是序列组合丰富，主次分明，群体中各个建筑的体量大小搭配恰当，符合人的正常审美尺度；单座建筑造型比例严谨，尺度合宜，装饰华丽。这类建筑依据现有的平面图上，有玉皇殿、观音殿、官言堂、大衙门、罗百总府、小衙门等等。
③ 其他，王城主要是供皇家生活和享乐的地方。因此有内宅、御花园、万兽园、存钱坝、书院、新店子等等。还有为王城统治者们服务的下层土人居住的一些平民窟。以及镇压土人反叛类型建筑，如：监狱、卷场坝、杀人台、左营房、右营房、月台、牢房、靶场等等。
2.2 王城的建筑形式
形式的美，是人们单从形式条件来评某物造型设计的美与丑。虽然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文化素质、思想观念各不相同，但通过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发现大多数人中存在某种共识，这种共识就是存在的价值，合乎逻辑的内容，美的形式规律和法则，并通过它来判断事物造型的优劣，以达到美的精神享受。
建筑是造型艺术之一。中国古建筑是集建筑技术、绘画、雕塑于一体的艺术。中国的古代建筑以其独特的传统技术和优美的形式而立于世界建筑艺苑之中。其美之一：中国建筑追求对称、追求均齐。在张王庙中，现剩一对石人石马；还有石牌坊中左右对称的石刻，“土王巡游”和“渔樵耕翰”；牌坊中门两角有浮雕之象鼻形雀替对峙，整个王城无论是平面、立面、这种美都无所不在。其美之二：建筑比例之美，比如：石人身高2.4 m，长约3 m，强悍骁勇；对比石马高达2 m，身挂雨伞，手拉辔绳。石人高于石马的设计，体现土家艺人对具有英勇善战本领的将军充满崇拜。另外，王城中的石牌坊的高和宽的比例也不一致，明朝皇帝赐给覃鼎的战功牌坊，三门四柱，高6.8 m，宽6.03 m；而土王夫人田氏墓前的石牌坊，三门四柱，高3.3 m，宽4.85 m；建筑的高度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更说明土家人对营造思想中礼制制度的推崇。其美之三：建筑结构与装饰之美，石马的马身雕饰鞍、蹬、缰、辔；雕刻细腻光滑，虽经百年沧桑，却依然清晰完整。旁边的马倌着盔甲、配剑带伞、造型浑朴、民间气息颇浓厚。土王墓前有等腰梯形的祭坛，石板铺地，两侧有浮雕石墙，刻 有麒麟形象及花饰纹样。每间墓室有两扇石板门，门上刻有形似饕餮之怪兽图案。门扇雕刻精细；柱顶及阑额之上饰一斗三升式斗拱；屋面重檐，屋顶刻饰筒瓦，屋 脊两端为龙鱼形脊饰，中立宝珠，厚朴庄重。还有田氏夫人墓前的石牌坊，造型简单，无雕饰花纹，其鼓墩造型奇异别致。其美之四：群体的高低错落、疏密聚散，建筑个体中的整体风格和具体建构，都有其“凝固的音乐”般独具特色的节奏韵律。土司王城依山傍水、逶迤蜿蜒的律动。此外，山下河谷，美景奇观，别有洞天。那天工巧夺“天星桥”，奇谷深壑“桥上桥”，悬崖峭壁上“路叠路”，仙山琼景“蛮王洞”，以及倚山而建的土家居室“吊脚楼”……更增添唐崖土司王城遗址的庄重、原始、古朴的气氛。最后，整个土司王城使用了对比与和谐美的形式，体现中国古建天人合一的思想，追求建筑与人、自然环境的和谐与统一。创造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意境。
《礼制·王制》说“高山大川夷制，民生其间异俗”，《吕氏春秋·为欲》说：“蛮夷后舌殊俗异之习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说明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地区与民族间存在着差异。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既是各民族文化精华的荟萃过程，又是各文化区域相互影响、冲突和融合的过程，文化的民族性和区域性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对特定民族建筑的研究要和地域联系起来。
3 王城的建筑与王城形态的关系
营造的观念秉承中国传统的建筑理念，认为建筑不仅是一种对象，更是一种活动，它包含了“营造”的对象以及营造的活动本身，居住的营造行为便是人们生命境界提升的一种手段。从已据考证的宋代大田司手工业经济地理图、和明代唐崖司的手工业经济地理图的分析，可以发现由于手工业的提高。以及对汉族建造技术的引进，王城的建筑规模不断扩大，伴随着由建筑和自然山水组成的王城空间形态也相应扩张。王城总平面形态规整方正的基本特征是尊崇儒家“周法”思想。道路网简单不甚严格的棋盘式结构演变为复杂的、具有明确功能分工的棋盘方格网的形式，两宋至明清则是这种平面形制的稳定发展时期。由于政治因素的主导作用，官方建筑在城市形态中具有明确的主导地位。在历代功能分区结构演变过程中，“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的功能分区思想一直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分区反映了王城的主导地位，城市其他功能布局也是为了统治的需要而确定的。由此，在王城的平面图，可以看到内宅、覃氏宗祠、玉皇殿、大寺堂一类代表皇权阶级的建筑都在王城的中心靠近北部的地方；而下层土民则居在下街、覃家沟等远离中心主导区的地方。这种以宫殿为中心南北方向延伸，宫殿、朝、官署从北向南排列，代表最高统治者行使权力的过程，体现出至高无上的权威。最后，从建筑体型的主导地位上看，官方建筑（覃鼎墓）位于城市天际线的最高处。古代城市的竖向空间形态呈现向心集中的形态特征。中心宫殿、官府建筑最高最大、是全城空间结构的核心，高大的官方建筑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在古代建筑制度中占据了一个核心的位置。王城的形态和建筑的结构特征与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是分不开的。每一个特征都是在各因素所构成的系统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4 土司王城是土司制度成熟的标志
土司王城是土司制度达到繁盛的佐证。建筑设计是受设计者的构思和权衡制约，从本质上说，人的思维活动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因而，不同的地理、气候、社会环境决定了设计者的思维差异，从而也决定了设计结果的差异。然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意识不仅仅会反过来影响人的社会存在，同时作为文化积淀的、相对稳定的观念形态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存在，必然地要影响到设计者的设计过程。
土司制度就是封建王朝对土家族地方豪强势力采取的一种招抚政策，即从法律上承认这些称霸一方的强宗大姓为土司司主，通过他们强化对土民的管理。因此由特定土司望族管理王城的社会形态，同时作相对稳定的以农耕社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和对以白虎喻义祖先的崇拜文化。例如：在建筑风格上也取虎坐形，而称之为“四棋三间”。这些因素都无可替代成为成熟标志的关键性条件。
转自：http://www.abbs.com.cn/huazhong/read.php?cate=10&recid=27665
转载请注明：《鄂西特定历史文化特征-唐崖土司城王城》
